[转帖]郎咸平投出“重磅炸弹”

郎咸平投出“重磅炸弹”:一人“单挑”三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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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3日 11:40 东方网

   我的家原来又脏又乱又差,找来几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但资金是我出的,政策是我给的,那么保姆能说这个家就成为他的吗?收拾干净,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国有企业也如此,公司的业绩做好是你的责任,是你应该做到的!———郎咸平
  上周,财经界最具争议性、最惹人注目的人物,非郎咸平莫属———在短短十来天的时间里,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连续向国内一些著名企业投出“重磅炸弹”:先是8月上旬,郎咸平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对海尔、TCL以及格林柯尔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随后,郎咸平又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炮轰格林柯尔所谓的“民企神话”,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席卷国家财富”。
  此番激烈的言辞,迅速在业界传播开去,引起了相关企业的反弹。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格林柯尔。8月13日,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向郎咸平发来律师函,要求郎咸平公开道歉。但郎咸平随即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声称“这是自己自2001年进入内地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并表示对顾氏的要求“绝不会满足”,随后,顾雏军正式向香港法院起诉郎咸平。
  接着,8月18日,TCL集团(资讯 行情 论坛)<行情资讯论坛点评>在深圳举行机构投资者见面会,集团总裁李东生指郎咸平对TCL的财务数据可信性提出的质疑缺乏依据。他表示:“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管理层在取得股权的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是经过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审查和批准的。在此,我再次声明公司管理层对上市前后的各种陈述和公告负诚信责任,并以我个人声誉担保。”
  8月21日,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哈佛亚洲商业年会上,首次就郎咸平的质疑作出回应:“国有资产问题,有国资委管着呢,我们只管做事———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
  虽然置身于旋涡之中,但郎咸平这位以“敢言”著称的香港经济学家仍然不失本色,他声称,自己的炮轰不会结束。他的下一个瞄准对象,是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资讯 行情 论坛)、复兴集团、三九集团。(晓黄)
相关链接:
正方:
对学术研究应宽容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百三:郎咸平的这种分析文章,应该属于科研、学术研究,这就好比我们分析索罗斯如何趁英国汇率失常时大肆投机,全世界都在批评索罗斯为“金融大鳄”,但索罗斯去起诉过人家吗?
《北京晨报》: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郎咸平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
反方:
不要把企业家作为敌人。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博士: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
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郎咸平对国资、国企、国有股的一系列发问,都是经济学者们很关心的问题。但郎咸平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进入市场范畴,而这是不严谨的,是对企业的一种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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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 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 05:27 北京晨报

  

郎咸平还能孤军奋战多久?

  郎咸平寒心了。

  他大概没有料到,就在格林柯尔的老板顾雏军正式对他提起公诉的第二天,曾经被他“炮轰”的TCL集团(资讯 行情 论坛)董事长李东生也进行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郎咸平关于TCL的财务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质询是建立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
  作为一位独立学者,一方面要艰苦地作学术研究,一方面还要顶住官司缠身的压力,他还能孤军奋战多久?
  “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郎咸平曾对本报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但是,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也彰显不力。
  我们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学院派”;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
  第一类经济学家,独坐书斋,不愿介入此事;第二类经济学家,由于牵涉到特定商业集团的利益,也不愿开罪其中一方;至于第三类经济学家,既然服务于政府部门,也就应当谨言慎行,少开尊口。
  在社会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保持缄默。所以,我们要敲打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呼唤他们的学术良知。
  其实,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肩负着更崇高的社会使命。
  如果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说谎话、不非法牟利而已,那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多数学者都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敢于说真话的少数学者却无人赞同、无人喝彩,那又是怎样的悲哀?
  郎咸平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包括前不久我们又痛失的一位——杨小凯。
  现在,我们只希望这些独立学者们都能得到应有的宽容和保护。
  晨报实习记者 汪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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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背后的意义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3日 10:40 金羊网-民营经济报

  邓聿文
  眼下,“郎顾公案”正在越闹越大。就在郎咸平发出“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的感叹后,一北一南的两位经济学家果然回应了他。不过,不是郎咸平所要寻求的公开支持,而是对他的公开指摘。看来,“郎顾公案”有可能要挑起经济学界的一场“口水战”了。

  客观地说,郎咸平对明星企业的“炮轰”,有些用词的确是情绪化了。另外,尽管他采用的是这些企业公开披露的数据,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但正如一篇为顾辩护的文章所言,困难国企的改革之难,常常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因此,郎提出的一些观点,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但抛开这些枝节不谈,我认为,“郎顾公案”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去反思。
  首先是在当前“国退民进”的改革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种种迹象显示,新一轮“合法”的、由“转制”而来的国有资产流失高潮已经开始。由于中国目前不具备发达的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主要指市场等价交换的观念)等条件,因此,在MBO热中,有可能重现俄罗斯当年的错误。俄在开始私有化后,通过MBO,其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企,只卖了72亿美元。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从而出现“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在郎咸平看来,无论是格林科尔的“七板斧”,还是海尔的“曲线MBO”,或者是TCL的分拆上市,都有侵吞国家财产的嫌疑。
  造成国有资产合法流失的原因,郎咸平认为,并不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所有者缺位”,而在于“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国有资本的管理者是职业经理人,是国有资产的保姆,但现在的问题是,保姆利用法律的缺陷,“自己制定价格”,将国家财产“合法”地转化成为私人财富。
  对于郎咸平上述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看法,你尽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不能无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总有这样一些公司,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手段,玩着看似与我们无关,实则直接或间接地损害着我们利益的财富游戏。因此,“郎顾公案”至少使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也凸现了当前中国改革的一个难题,即社会不公。也就是说,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多。比如,在MBO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是企业的经理们,而受损害最大的是企业的职工以及二级市场的中小投资者。社会不公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是一种借助于政府权力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但又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因此,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现象很普遍,特别是非法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非常严重。
  问题在于,在企业的改制和改革中,谁来监督和制约资本和经理层?我认为,主要是媒体尤其是经济学家。这既是由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所决定的,更在于经济学家具有专业知识,能够洞察资本的复杂运作过程。比如郎咸平,他有能力透过格林科尔一系列人为复杂化的资本运作,拆解出清晰的线索。而一般普通百姓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即使有心来监督,也无法做到。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作为群体的经济学家,分化为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要每个人都本着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违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良心,就没有所谓人格的高低之分。可是,作为一支监督和制衡的力量,仅靠经济学家的“良心”是不够的,社会还必须要建立一种机制,来保护经济学家对资本和经理层的监督,不会因担心出现各种问题而顾虑重重或遭受打击。
  所以,经济学界对郎咸平表现出的集体沉默,实际上暴露出了社会制衡力量和保护监督机制的缺席,从这个角度看“郎顾公案”,将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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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郎咸平:顾雏军“倒腾”的就是股民的钱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 12:15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王强
  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将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收购系列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这些言辞激烈的质疑给郎咸平带来了或明或暗的压力。
  8月16日,郎咸平教授针对格林柯尔发来律师函一事在北京长江商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本报记者在会前对郎咸平教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专访。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
  记者:收到顾雏军律师函的时候,你觉得意外吗?
  郎咸平: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律师函。此前,即便在对德隆等企业的研究报告发表后,也没有收到过律师函。
  我觉他应该还是走法律程序好一点,像他律师函中所用的这个口气,让我更加火冒三丈。难道你还可以用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吗?那我就等着你。不仅我等着你,全国老百姓都等着你,看看你准备怎么做。
  对于他的这个做法,我不仅不害怕,反而很兴奋。如果他像海尔一样低调,那么我反而会有失落感。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更加深了我奋战到底的决心。可能我是一个好斗的人吧。
  记者:对于你挑战内地企业的做法,你的家人和朋友是怎么评价的?
  郎咸平:对于这个事情,大家都比较关心。有人问会不会因此带来什么麻烦。我说不会。既然我讲了,我就会完全负责到底。包括和我一起合作的学生,我都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会一个人负责到底。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我研究所用的一切资料可都是格林柯尔公布的。
  记者:除了记者会之外,你还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郎咸平:最近有相当多的律师来找我,建议由我牵头成立一个由律师和会计师组成的、民间发起的“保护中小股民委员会”。对不法的上市公司,通过类似的研究揭示出它们非法的本质来,然后就采用法律手段进行控诉。
  我也在考虑这种方法的可能性。
  “我希望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请谈谈你做这些研究的目的。
  郎咸平:我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改变大家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思维误区,保护国有资产。这是比保护中小股民利益更迫切的一个问题。从现在媒体和网民的反应来看是很积极的,我对前景也很有信心。
  产权只是企业经营中的一小部分。不是解决了产权问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私人公司破产的比国有公司要多得多。把任何问题都归结于产权的人,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我希望研究能够起到加速器的作用,让大家提早觉醒,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这些研究是有利益背景的。你承认吗?
  郎咸平:我是为理念而做事的。我希望出现一个寓富于民的中国社会,把财富还给老百姓。所以不允许大企业搜刮老百姓财富,保证老百姓的权利不被剥夺。
  我现在衣食无虞,也有社会地位。为自己的理念做研究,我会得到更多的尊重。没有哪个上市公司老总会认为郎咸平是为钱做研究的,只有一些小人物会这么想。
  国内的很多学者收入很低,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否认我是很有钱的人,我在香港的房子也价值上千万。我还会在乎那点小钱吗?
  “合法的操纵真是太可怕了”
  记者:请谈谈格林柯尔报告的出台过程。
  郎咸平:我本来就很想研究顾雏军,对他已经关注了很久。他很高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每当他完成一次上市公司收购以后,股价立刻大涨,业绩在几个月之中就突然变好。对于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相信。完全违反了金融原则。一个公司由亏转盈是非常困难的,公司的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没有几年功夫是做不到的。
  他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操纵。这就是我想研究他的原因。
  正式的研究是从今年4月开始的。在我的指导之下,几个学生可以说是不眠不休,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耗时3个月,才把这个报告做出来。
  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公开披露的资料,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在里面。要用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来证明其中存在的矛盾,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记者:此前,你研究的重心都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人们称你为“郎监管”。现在有人把你叫做“国有资产守护人”,为什么你的研究突然转到了国有资产保护上面来?
  郎咸平:不是我刻意转的。我做这些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是在研究中我突然发现,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在收购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大量流失。这是无意中发现的。
  我本来是想通过研究来证明,被收购公司突然扭亏为盈是一种数字操纵的假象。后来,我们证明了顾雏军是通过费用的调整来实现扭亏为盈的。做到这一步,我们就不禁想:为什么顾雏军能够事先调高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水平呢?随后才发现,原来调整费用的时候,顾雏军已经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了。这让我们很好奇,再次的调查发现,在格林柯尔所有的上市公司收购中,顾雏军事先都已经是被收购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费用的调整是在顾雏军担任董事长的任内完成的。
  调查到这,我们又想:是谁让顾雏军当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呢?被收购的这些企业都属于国有企业,而且都存在大股东欠钱不还的问题。根据披露的资料,顾雏军通过各种方法让大股东不用还钱了,那么是不是有“投桃报李”的嫌疑呢?
  这中间损失的就是上市公司和股民的钱。
  通过同意原大股东以商誉抵偿债务等方法,上市公司就被用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了。而且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公司法没有规定不可以这样做。这一切操纵都是合法的操纵,合法的自我定价。这种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国有资产合法流失”
  记者:你能概括一下这种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特征吗﹖
  郎咸平:这些事件都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收购者和褚时健不一样,他们都会寻找最好的法律顾问,保证所有的操作都是符合中国法律的;第二,收购者会采用各种方法,来保证收购的价格是由自己来制定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类型的国有资产流失?
  郎咸平:这种现象要比通常的上市公司圈股民的钱要复杂得多。它还涉及到民营企业和国企老总用国有银行和股民的钱去圈国有资产的问题。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股民,而且是国家。
  这类问题在我以前对亚洲其他各国的研究中都没有发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圈股民钱的情况很多,但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的国有资产,所以不存在圈国有资产的问题。这种情况很类似俄罗斯。
  记者:你在研究中发现,国有资产是“合法”流失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
  郎咸平:之所以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就在于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我们国家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只要是法律条文上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但我们的公司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欧洲和美国抄来的,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那些国家,可没有什么职工持股会,也没有什么国资局和国有股不流通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的公司法无法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制约。使得收购者有机可乘,以合法掩护非法。
  这些年,国内引入了美国的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概念。MBO是什么?就是收购公司在外的股权。MBO的前提是股份有一个市场价格在,因此管理层可以以一个溢价来收购公司。但我们国内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国内大多MBO的运作模式是:向国有银行借钱,收购国家股,收购的价格是由管理层自己制定的,收购完成之后管理层就变成企业的主人了。全世界就只有中国还存在这样荒谬的事情。
  这些行为本来需要给予严厉打击,然而按照现行的法律,这些行为却都是合法的。
  “政府干预要退出国有企业”
  记者:海尔难道不应该进行MBO吗?对于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的国资流失问题,你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郎咸平:海尔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所谓的MBO。我认为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刻。应该出台一个法令,所有国有资产的移转应该全部停止。不仅如此,还应该确立一个原则,所有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没有资格拿企业的股权,只能获得期权。讲得更直接一点,国有企业的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就像是家里的保姆,应该承担信托责任。做不好就下台,做得好是应该的。
  记者:这种思路似乎与“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念格格不入?
  郎咸平: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竞争过于剧烈,而不是竞争不够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加强监管,减少竞争,多做产业整合。但是整合不能由民营企业家来做。要停止国有资产的移转。国有企业的老总也要确立职业经理人的观念。
  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就能搞活企业的观念是错误的,很多提倡这一观念的学者都没经过研究,而是拍脑袋得出的结论。很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以后,企业就变成老总私人的了,这是对全国老百姓的不公平,是很可怕的剥削。
  国有股在全世界都有的,连瑞士都有,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呢?因此国有股并没有错,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的老总都要定位为打工仔。做得好就拿高薪,做不好就应该走人。此前,国内更多地讨论国企老总的收入太低了,但却很少有人讨论一下这些企业老总对国家的责任。这其实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兼顾。我们国家并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我们只是存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
  现在的迫切问题也不是国有企业要退出市场竞争,而是政府的干预要退出国有企业。不是应该把国有企业连根拔起,而是应该把国有企业背后指指点点的人连根拔起。股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是经营者也必须获得经营者的主动权,按照市场规律把企业经营好。
  我的这些观点都是以我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研究为基础提出的。我有资格讲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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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运营关注的不多,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分享一些看过的资料
我自横刀向天笑,笑完之后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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